当年建厂时定的规矩，厂牌下沿离地一米六，得按这个数来。”

李厂长猛地刹住车，链条发出刺耳的咯吱声。他认得那个举卷尺的老师傅——原配料车间的老班长，去年因胃病提前内退，如今竟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工装站在那儿，袖口还别着一枚褪色的“先进生产者”徽章。

“老班长？”他脱口而出。

老师傅闻声回头，镜片后的眼睛眯了眯，没笑，也没应，只把卷尺往腰间一别，朝旁边一个年轻工人扬了扬下巴：“小刘，把梯子扶稳喽，别晃。”

梯子上那人低头应了声“哎”，顺手把抹布拧干，继续擦“河”字最后一笔的钩。水珠顺着铁皮往下淌，在朝阳下闪出细碎的光。

李厂长喉结动了动，想说什么，却见厂门内侧不知何时挂起了一块崭新的亚克力板，上面用红漆写着：“外协加工接待处”。下面还贴着一张手写便签，字迹清峻有力：“蔡仁 敬启”。

他下意识摸向裤兜里的公文包——里面还装着昨夜熬到凌晨三点写就的第二份补充检举材料，新加了三条“新发现”：其一，秦万山名下“秦记卤味”摊位实为无证经营；其二，其妻周敏在街道办计生办任职，涉嫌利用职务之便干预原料调配；其三，红河厂工人私下流传的“奶茶粉分红协议”虽无原件，但已有三名证人愿意出庭作证……

可当他抬头，看见梯子上那个年轻工人擦完“河”字，又踮脚去够“饮”字顶端的积尘时，那截露出的手腕上，赫然戴着一块上海牌手表——表盘玻璃裂了道细纹，但秒针依旧走得铿锵有力。

李厂长忽然想起，自己刚当上副科长那年，厂里发福利，每人一块同款表。他当时嫌表带太宽，转手就卖给了收旧货的，换了一条的确良领带。

而此刻，那块裂了纹的表，在晨光里滴答作响，仿佛在替谁计时。

八点五十分，厂门口那棵老槐树投下的影子刚好切过大门中线。

一辆墨绿色伏尔加轿车缓缓停稳。车门打开，先下来的是轻工局政研室主任，接着是两名穿藏青制服的记者，最后下车的，是蔡厂长。他没穿干部常服，而是一身洗得泛灰的深蓝色工装，左胸口袋上别着支磨秃了笔尖的钢笔，裤脚挽到小腿肚，沾着几点新鲜的水泥灰。

他径直走向那堵正在擦拭的砖墙，仰头看了看，忽然抬手，用指关节在“红”字左下方轻轻叩了三下。那声音沉闷而笃定，像在叩响一扇久闭的门。

“老赵，”他唤梯子上的工人，“这儿，三十年前我跟您一起焊的支架，底下锈透了，得换新的。”

老赵低头一笑，皱纹里漾开点暖意：“早备好了，20号槽钢，今早刚拉来的。”

蔡厂长点点头，转身时目光扫过僵立在自行车旁的李厂长。没有怒意，没有讥诮，甚至没有停顿——那眼神平静得如同掠过厂门口一株寻常的冬青树。

可就在那一瞬，李厂长分明看见，蔡厂长右手食指第二指节内侧，有一道早已结痂的旧伤疤，弯弯曲曲，像一道凝固的闪电。

那是1975年，红河厂第一代麦乳精试产失败那天，蔡仁亲手砸碎三十七罐不合格产品，飞溅的玻璃扎进手指，血流如注，却坚持把最后一罐样品送到市科委检测站。后来报告出来，杂质超标零点三微克——就这零点三微克，让红河厂停产整顿四个月，全厂工人只领半薪。

没人记得那场风暴，只记得蔡厂长左手缠着纱布，在食堂门口摆了张小桌，挨个给工人发粮票补差。

李厂长喉咙发紧。他忽然意识到，自己昨夜写的那些“新证据”，在那些被水泥灰染脏的裤脚、在那道弯弯曲曲的旧伤疤、在梯子上滴答作响的上海牌手表面前，轻飘得如同一张被风卷起的废纸。

九点整，伏尔加后座车门再次打开。

这次下车的，是轻工局主管副局长。他没看任何人，径直走向厂门，目光却越过“外协加工接待处”的牌子，落在门内侧一扇半开的窗上。窗台上，搁着一只搪瓷缸，缸沿磕掉了块蓝釉，露出底下灰白的铁胎。缸里泡着一杯茶，茶叶舒展如初春新芽，水色澄澈，浮着一层极薄的、近乎透明的油膜。

副局长伸出两根手指，轻轻拂过那层油膜。

“是奶茶粉的天然乳脂析出。”他开口，声音不高，却让整个厂区门口瞬间安静下来，“只有用真奶粉、真植脂末

天才1秒记住：5LA.CC

本章未完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->>>